山西大学国学研究院长、文学院教授刘毓庆：《乡绅消失后，乡村便不可避免的衰落》

隽楚 · 发表于 2017-2-24 13:35: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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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中国乡村，在当代人的眼中，可能是与贫穷、飢餓联系在一起的地方，然而无论是在古代文人的笔下，还是在乡村耆老的心中，乡村更多的是充满温情和诗意的详和。
   我们只要从晋南村落如今幸存的老宅走过，看看那残留的“耕读传家”、“地接芳邻”、“稼穑为宝”、“职思其居”、“居易俟命”、“君子攸宁”之类的门楣题字，从这些连今天的大学生都不能完全理解的古典语汇中，我们感受到了村落中曾经飘蕩着的诗雅风韵和那背后深藏着的意蕴。这里没有豪言壮语，而充溢着的是内在的道德修养。
      回头看看“新农村”随处可见的用现代化手段制作的“福星高照”、“鹏程万里”、“家兴财源旺”、“家和万事兴”之类的精美匾额，虽说是传统的延续，而却没有了传统的风雅。如果从读书人的数量来说，当代中国农村绝对是古代农村的几倍乃至几十倍，然而为什么却没有从前的典雅，而且也失去了传统农民的道德坚守与精神追求？由此我们想到了传统中国农村的乡绅。
   所谓乡绅，就是乡间的绅士，即士大夫居乡者。这主要由两部分人组成，一部分是有官职而退居在乡者，此即所谓的“绅”或“大夫”；一部分是未曾出仕的读书人，此即所谓的“士”。由乡间士大夫组成的“乡绅”群体，他们有高于普通民众的文化知识和精神素养，有着为官的阅历和广阔的视野，在官塲有一定的人脉，对下层民众生活有深刻的了解。
   他们既可以将下情上达于官府甚至朝廷，也可以将官方的旨意贯彻于民间。因而“身为一乡之望，而为百姓所宜矜式，所赖保护者”（见清朝同治壬申年五月一日《申报》所载《绅衿论》）。他们在乡间承担着传承文化、教化民众的责任，同时参与地方教育与地方管理，引领着一方壮社会的发展。他们可以说是乡村的灵魂，代表着一方的风气和文化。故而张集韾《道（光）咸（丰）宦海见闻录》说：“绅士居乡者，必当维持风化，其耆老望重者，亦当感动阎，果能家喻户晓，礼让风行，自然百事吉祥，年丰人寿矣。”（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27页）
      “乡绅”的核心是“绅”，即退居官员，他们在这个群体中起着主导作用。乡绅群体形成的基础是“农业文明”。自周代开始，即把村落称为“里”。“里”字从田从土，即反映了“恃田而食，恃土而居”的农业型经济生活特征。从事农业的人群，不像游牧民族或商业人群那样四处行走，而是世世代代守护在土地上，他们像庄稼一样，把根深扎在了乡土里，对乡土充满了感情。
   虽说“大丈夫志在四方”，不免要宦游他乡，但“叶落归根”则成了农业文明所滋养的人群顛扑不破的信念。这种传统在周代就已出现。《仪礼.士冠礼》中提到有“乡先生”，郑玄注释：“乡先生，乡中老人为卿大夫致仕者。”也就是退休后乡里居住的卿大夫。之所以叫“先生”，是因为他们兼任着乡间的教育，故而郑玄说“先生”是“老人教学者”。从“二十五史”到各地的地方志，以及通俗小说中，我们都可以看到大量官僚告老还乡后，与当地“士”一同教授乡里、行化一方的故事。像汉代以力谏皇帝折断殿槛而闻名于世的朱云，退居乡里后，即教授诸生，“择诸生，然后为弟子”
，培养出了两个著名的博士（《后汉书.朱云传》）。
   蜀中司马胜元，辞官不做，“驯化乡闾，以恭敬为先”（《华陽国志》卷十一）。曾作为武威太守的冯豹，“以《诗传》教授乡里”（《东观汉记》卷十四）。宋朝著名的理学家如程颢、程颐、陆九渊、朱熹等，无一不是休官后还乡讲学、培育后进者。宋朝吕大防兄弟四人，大防曾为尚书右丞，大钧嘉佑进士，大忠曾为河北转运判官，大临曾为秘书省正字，都是“国家干部”，但中国乡村的第一份民规却出自他们之手，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蓝田《吕氏乡约》。南宋朱熹又对这《乡约》作了增删，由此而传授开来，对明清乡村社会产生了极大影响。在地方志中我们可以看到更详细的关于乡绅作为的记述。如《洪洞县志.人物志》记载，清朝人物：靳元隆，曾为解州学正、陽城县教渝，“解任归，筑读书精舍，数百里负笈从游者，不下百数，各因其才，多所成就。处乡党以中正和平为一邑表率”。刘礼我，“考授州同，赠资政大
夫”，“于里中建乡塾，捐资延师，寒畯多赖成就”。刘镇，刑部福建司郎中，致仕归，“所得俸尽赠三族。捐学田四十亩，助寒士膏火”。刘勷，直隶河督，致仕归，“督修学宫、城垣，并城南涧河堤”。刘大悫，曾任贵西监司，以足疾乞假归，设墨庄家塾，“成就四方士甚多”。
   修齐治平，是每一个士子的理想。前述乡绅，怀着四方之志，在青壮年时期通过科举考试、铨选，离开家乡，为国家效力。晚年归乡，则带着一身的荣耀相见于乡亲父老。他们的成就、德望为一乡民久所瞻仰，他们的学问知识为一乡学子所钦慕，他们作为成功的榜样，激励着后辈学子奋发向上。就这样，一批又一批的官员回归故里，换来的是一批又一批的才俊走出乡土。如此形成了一个生生不息的人才大循环，使中国乡土变成人才生长的沃壤。有人对明代初期百年间的城乡中举人数作过统计，发现乡村多于城市。这反映了在以农业为主体的传位统社会中，乡村比城市有更旺盛的造就人才功呢。再说，在与六畜、五谷相互依赖、关爱中成长起来的人群，是否比城市叫卖喧嚣中的生命，更具有“仁人而爱物”的情怀呢？
      然而，近百年商业经济和“新式教育”的发展，打破了中国社会城乡平衡格局。城市的经济收入、教育资源配置以及商品知识含量的工作性质等等，使乡村中的优秀人才开始流向城市。“叶落归根”的传统观念，在城市优越的生活条件诱惑下开始动摇，部分退休官员开始失去还乡的热情，在城市中安置家眷。
      这种单向流动，在民国时期曾使一批有志之士深为担忧，而为乡村重建作过呼吁。到上世纪后半叶，特别是改革开放后，出现了乡村人口向城市流动的高潮，乡村的命运便急剧直下。原本应属“乡绅”群体可以引领乡村社会的人群，统统都变成了城市人。先是城市工作的革命离休老干部，他们安居于政府为革命功臣建起的老干部休养院、疗养院而“乐不思蜀”。其次是工职人员中从农村走向城市的第一代人，因农村失去土地，完全没有了“归根”的念想，安居城市。再其次是基层官员，工作在乡，退居则入城。再其次是八十年代以来的农村大学生，一批毕业于名牌大学、留居城市工作；还有一批毕业于不入流的学校，在三十年前原本应属于初中生、是可以留居农村的知识人，现在也有了大学生身份，漂泊于城市而不思归。

以梦为马987987 · 发表于 2017-2-24 21:09:47

隽楚 · 发表于 2017-2-25 10:19:36

以梦为马987987 发表于 2017-2-24 21:09

感谢“以梦为马987987”对此帖的关注与欣赏。

民民 · 发表于 2017-2-26 07:36:31

隽楚 · 发表于 2017-2-26 13:25:54

民民发表于 2017-2-26 07:36

“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城市里有较好的资源配置、较大的发展空间，即便不为子孙计，很多人离开乡村后再也不愿回到生他（她）养他（她）的乡村，乡村自然而然日渐凋败。“新农村”建设并不能还原从前的乡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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