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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面新闻记者 徐语杨 摄影 文博
对于中国古典诗歌,有人说“诗不能译”,翻译将直接损害古诗的精华,有人也认为中国古诗需要通过翻译,才能让更多的人了解,进而更深刻地探索中国文化。面对古典诗歌翻译,我们有哪些困境,又有哪些办法?
日前,美国斯坦福大学教授、知名汉学家、作家、翻译家艾朗诺教授登上“东坡大家讲”,为大家分享了《一个美国人眼中的苏轼》。与之进行对谈的,是来自四川大学文新学院的周裕锴教授。他同时也是三苏研究院院长、苏轼研究学会前会长。三苏祠博物馆文博馆员翟晓楠担任学术主持。
封面新闻于9月19日-9月21日,在封面新闻APP、封面新闻视频号、封面新闻抖音号等多媒体平台播出《一个美国人眼中的苏轼》,敬请关注。
在9月20日播出第二期内容中,艾朗诺分享了他在翻译苏轼作品时的倾向性,以及对于诗歌翻译的看法。周裕锴则认为,艾朗诺的翻译为中国读者开拓了新的领域。
本期截图
1867年,鲁米斯翻译了一首苏轼的诗歌,开启了苏轼诗文美国英译的历程。1994年,伯顿·华兹生《苏东坡诗选》翻译了116篇苏轼诗词文。到现在,艾朗诺教授翻译了1000篇东坡诗词文。这是一个漫长的东坡翻译史,也是西方对于中国古典文化的接受史。
在艾朗诺看来,中国古典诗歌翻译为外语,的确是件十分困难的事。因为一旦变成其他语言,古典诗歌中的音乐感和押韵的部分就没有了,“不管是谁,英文翻译古典诗歌,一定会失去很多。”
在这样的考虑下,艾朗诺在进行苏轼作品翻译时,主动将更多的目光放在了苏轼的散文作品中,例如题跋、尺牍、杂文、祭文等。一来是散文的翻译不会将原意“失去太多”,二是在一般的苏轼中文选本中,对苏轼的这一类文章关注度还不够。
周裕锴对艾朗诺的这种选择给予了很高的评价,他认为对中国读者开拓了新的领域。尤其是艾朗诺对尺牍的关注,由于是古代的私人信件,尺牍更容易展示自我的内心世界,更具有私人化的特点,这对于我们理解苏轼是有帮助的。
诚然,宋人讲究以学问为诗。苏诗的典型特征,就是有大量典故。这对于中国读者来说,都是一项困难的“工程”,更何况是对外国读者。在翻译过程中,艾朗诺又该如何处理典故的问题呢?
艾朗诺笑着回应道,典故对于翻译来说的确非常麻烦,他也知道普通读者都不爱读注释。“但我也没有办法,我一定做注解,不注解也就不算学者了。我是翻译者,这是我的责任,作为读者,也有自己的责任。”
学术主持翟晓楠进而向周裕锴教授发问,以《苏轼全集校注》为例,也许一首诗仅有一页,但下面的典故注解就长达十几页。面对这样的问题,校注者是否会考虑到异域读者面对典故的困境呢?
苏轼全集校注
周裕锴则表达了与艾朗诺相似的观点,校注者的工作就是要把这个典故找出来,提醒读者其中包含的意义,如果对方是一个积极主动的读者,自然就会知道苏轼的用意。
周裕锴同时也分享,自己曾用现代汉语翻译过惠洪《石门文字禅》中的诗歌,“但就跟打油诗一样的,尤其遇到一些浓缩的部分,我需要往里加入自己的东西。”周裕锴认为,翻译永远无法真正忠于原作。
来源:封面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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