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 思 聰 與 《 思 鄉 曲 》
含泪读完这篇文章[流泪]。 转发：月是故鄉明一首四十年的思鄉曲 他是中国最高音乐学府——中央音乐学院首任校长。在担任十七年校长后的文革初年，他被迫逃亡海外。一离开中国边境，他立刻摘下那个年代人人必戴的政治像章扔掉。他的曲子让张学良落泪，他的流亡让周恩来抱憾。马思聪，一首四十年的思乡曲……在国土沦陷的1937年，马思聪于颠沛流离中创作了《思乡曲》。那乐曲声中飘来的，是对童年的美好回忆，是对父老乡亲的思念，是对故乡的梦魂萦绕。
1990年，被尘封了半个世纪的张学良，首度在台北圆山饭店公开庆祝九十华诞。席间，老人提出，要听《思乡曲》。当《思乡曲》温婉旋律响起在大厅的时候，张学良潸然低首，哽咽无语；周围的人们，无不默默流泪。
1971年，前往中国做“破冰之旅”的基辛格博士返回美国后，托人向马思聪转达周恩来的问候，转告了周恩来那段感人肺腑的话语：我平生有两件事深感遗憾，其中之一，就是马思聪五十多岁离乡背井去美国。我很难过。
1948年，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亲自邀请马思聪全家赴美，被马思聪谢绝。马思聪从**返回大陆，与当时许多报国心切的知识分子一样，他毅然选择留在即将改变颜色的中国。共和国成立，他应周恩来力邀，担任初建的中央音乐学院第一任院长。
文革中，马思聪这个名字，成了叛国投敌的代名词。
马思聪没有像当时许许多多知识分子那样选择自杀或无选择地被迫害致死，而是铤而走险，毅然选择了逃亡美国，追寻精神和肉体的自由。
这一逃，就是漫长的四十年。
直到逃亡二十年后在美国费城去世，他再也没有能够回到他的祖国。因为一个叛国投敌的帽子，他的骨灰也不能回中国。一直到又一个二十年过去的2007年，在中国政府批准之后，马先生的骨灰，才得以回到祖国，回到故乡安葬。
最终，马先生魂归故土。
被称为中国小提琴第一人的马先生，为中国的音乐事业，做出了开创性的贡献。1952年在广州，马思聪“隔墙听音”，把学琴才一年的少年林耀基带到中央音乐学院。两年后，他又录取了更小的盛中国。后来，他亲自点派两人赴莫斯科柴科夫斯基音乐学院深造。日后，这两位嘉嘉的昔日校友，成为中国小提琴界的栋梁之材(正在举行的中国国际小提琴比赛三位中国评委中，除了俞丽拿，另两位就是他俩)。又何止小提琴。1955年，马思聪赴波兰担任第五届国际肖邦钢琴比赛评委，中国派出的参赛选手傅聪与他同行。十多天相处，马思聪给予傅聪许多“改进意见”。最终，傅聪在璀璨众星中脱颖而出，获“玛祖卡”演奏最优奖。1958年，马思聪出任首届柴可夫斯基国际音乐比赛(即老柴比赛)评委，携弟子刘诗昆到莫斯科。赛前，马思聪对刘诗昆具体指导。最终，刘诗昆获得首届老柴比赛钢琴赛事的二等奖。
让我们根据有关资料，看看中央音乐学院的老院长马思聪，在文革中，受到了怎样的侮辱和迫害，从而理解这位艺术家为什么要离开这块他深深爱着的土地。
马思聪在《我为什么离开中国》一书中写道：…一大堆人，把我们从卡车上推下来。我还没来得及站稳脚跟，就不知道谁把一桶浆糊扣在我头上，另一些人就往我身上贴大字报，还给我戴了纸做的高帽子，上面写着‘牛鬼蛇神’。脖子上挂了一个牌子，上面写着‘马思聪是资产阶级反动派的代理人’。不多久，又添了一块小牌，上面写着‘吸血鬼’。然后，他们给我们每人一个铜脸盆──‘丧钟’，让我们敲。
…这是一个非常野蛮的场面。这些围攻我们的人就如同疯子一样。他们赶着我们在全院游街，人们高呼口号，一路上他们连推带搡，还往我们身上吐口水。
马思聪的女儿马瑞雪1985年接受采访时回顾说：“那时，爸爸被抓走，剃光了头发，脸上涂了墨，全身贴满了大字报，被打得遍体鳞伤，身心遭到极大摧残。作为一个有高度自尊心的知识分子，实在忍受不了这种人格上的侮辱……”
马思聪受到的凌辱还包括强迫他吃草。据他的老同事赵沨回忆说：“夏天，‘革命群众’下乡割麦子去了，(造反派)叫我们在校园里拔草。我跟马思聪在一起，一个‘造反派’走过来，指着马思聪说：‘你还配拔草？你姓马，你只配吃草！’他当场逼着马思聪吃草，马思聪苦苦哀求也没用，被逼着吃了草！”
马思聪的老友、作家徐迟写道：有一次中央音乐学院一位前副院长和我谈到他们在“文革”中的往事。这位前副院长在黯然伤神中，突然颜容扭曲，喘息哽咽地说道：“有人用有钉子的鞋子猛打马院长……怎么打得下去!……”他说不下去了!
像马思聪这样有着伟大人格的音乐家，在自己深爱的国度，受到如此凌辱，他选择全家出逃，是在生命和死亡之间作出的必然选择。留在中国，恐怕只有死路一条。当然，如果“叛国投敌”未果被抓，在当时肯定是死罪，但至少还有一线生的希望。
当时的中国，有多少杰出人物，因为受不了野蛮和非人凌辱而自杀。我们看看一个名单：
邓 拓 人民日报总编辑、杂文家 1966.5.17 服毒致死
吴 晗 北京市副市长、历史学家 1968.10.11 狱中自杀，死前头发被拔光
范长江 著名记者，曾任人民日报社长 1970.10.23 在河南确山跳井身亡
翦伯赞 历史学家 1968.12.18 与妻子戴淑婉服安眠药致死
上官云珠 著名电影演员 1968.11.22 病中跳楼身亡
容国团 中国乒乓球第一个世界冠军 1968.6.20 北京龙潭湖畔上吊自杀
姜永宁 乒乓球国手 1968.5.16 在拘留室上吊自杀
傅其芳 国家乒乓球队教练 1968.4.16. 在北京体育馆自缢而死
熊十力 国学大师 1968.5.24 绝食身亡
顾圣婴 著名女钢琴家 1969.1.31 与母亲弟弟开煤气全家自杀
严凤英 著名黄梅戏演员 1968.4.8 服安眠药死于医院，死后被解剖，造反派试图在她的遗体体内找所谓的发报机。
老 舍 著名作家 1966.8.24 跳北京太平湖溺死
储安平 前光明日报总编 1966年失踪
李翠贞 上海音乐学院钢琴系主任 1966年 开煤气自杀
沈知白 音乐理论家 1968年 自杀
傅 雷 著名翻译家 1966.9.3 与妻子朱梅馥上吊自杀
马连良 京剧表演大师 1966.12.16 在天津全副剧装服毒死
这都是些多少年一出的中国国宝级人物，是中华民族引以为荣的精英。然而，他们却都惨遭迫害，最终难堪忍受而选择离开这个世界。人类历史上发生过无数战争和杀戮，死人的事经常发生。但一个国家，在和平时期，对自己本民族的文化精英，用如此残酷的手段加以迫害，而且迫害死亡范围如此之广，世所罕见。
这样一个集团，是注定要被钉上历史的耻辱柱上。
翦伯赞、老舍、傅雷等中国知识分子，在文革中选择死亡，不是他们软弱，而正象裴多菲的诗句所说的那样，“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二者皆可抛。”他们是以生命为代价换取精神的自由。
马思聪冒着生命危险选择逃亡，换取的，更是精神和肉体的双重自由。
可惜的是，这样的逃亡，只有他一人。更多没有海外亲戚的人，逃无可逃。这是一个民族的不幸。
《马思聪传》后记里有这么一段话：
“受过欺凌而被迫逃亡的人，最懂得祖国的可爱。爱国之心也最切。只有那些口口声声教训别人如何爱国，而自己却横着心凌辱普天下善良灵魂的人，才是真正的罪人。马思聪不欠祖国什么，那些窃国篡权的人却欠他太多。”
其实，在文革一开始，马思聪的心头还有个底，那就是：只要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对海外广播的节目开始曲还是《思乡曲》，他马思聪就还没有被坚决打倒、没有被彻底否定，就还有希望，还有盼头，还能演奏自己心爱的小提琴。理由明确而简单：因为“中央”还在使用他的“声音”。
1966年11月28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对外广播开始曲，停止播放《思乡曲》，改为《东方红》。
马思聪顿时陷入万念俱灰的境地。他知道大限将至。
马家原来的厨师贾俊山，看到老院长被折磨得死去活来，生活又这样困苦，常常冒着危险，送吃送用。看到老院长想不开，还百般劝慰。然而到了1966年年尾，再要马思聪熬下去，已是相当困难了。
马思聪陷入命运抉择的艰难之中。最终，在女儿的劝说下，经过激烈的思想斗争，马思聪作出一生中最为痛苦的决定。1966年年末，马思聪一家人在厨师亲友等小人物的帮助下潜回故乡广东，再成功偷渡**。最后，在美国领事馆协助下秘密奔向美国。当时，先生抛弃了全部家产，手中捧着的，只有他那把至爱的斯特拉底瓦里小提琴。
成功抵达美国后，马思聪在纽约露面时说：
我个人遭受的一切不幸和中国当前发生的悲剧比较起来，完全是微不足道的。眼下还在那儿继续着的所谓“文化大革命”运动中所出现的残酷、强暴、无知和疯狂程度，是17年来所没有的……去年夏秋所发生的事件，使我完全陷入了绝望，并迫使我和我的家属像乞丐一样在各处流浪，成了漂泊四方的“饥饿的幽灵”。
对于马思聪的出走，徐迟在悼念马思聪逝世一周年的《祭马思聪文》中这样写道：
历史上，放逐、出奔这类事不少。屈原、但丁是有名的例子。在“文革”中，我中华民族的著名作曲家马思聪先生，受尽极“左”路线的残酷迫害，被迫于1967年出走国外，以抗议暴徒罪恶，维护了人的尊严，他根本没有错，却还是蒙受了19年(1967年-1985年)的不白之冤。
先生出逃后，公安部对马思聪“叛国投敌”案进行株连九族式的严厉彻查，几十人被牵连入狱。在上海生活的马思聪的二哥跳楼身亡，岳母、侄女和那位令人尊敬的厨师贾俊山相继被迫害致死。
在大陆，包括《思乡曲》在内的他的作品被全部封杀，他的财产被查抄。从此，先生在大陆人的视线中完全消失。
而在美国，马先生也不是完全自由、安静的。当时的中国政府利用海外势力做各种围堵，无孔不入制造麻烦，最终迫使马思聪只能完全“闭关”在家，“专心”搞创作。马思聪之子马如龙回忆：“曾有些好心人感伤地说：马思聪的艺术被政治淹没了”。
身体离开，而心，却留在了那片土地。用马思聪的话说：
祖国不是房子。房子住旧了，住腻了，可以调一间。祖国只有一个。
在《思乡曲》完成了整整30年之后，马思聪真正成为了思乡之人。
乡愁哀怨，使得马思聪在异国的日子里，谱就了《李白诗六首》、《唐诗八首》等作品。其中一首就是：“相见时难别亦难，东风无力百花残。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烛成灰泪始干。”马思聪将自己有家难归的悲凉心情，借用古诗名句演绎得分外真切。
作为中国小提琴音乐的开创者，作为一生爱国的音乐家，马先生在他的演奏作品和创作作品中，处处蕴含着浓浓的思乡情结。他每次音乐会必演的曲目，就是那首《思乡曲》。
一直到1985年，中国政府才正式给马思聪平反。此时，已经是马思聪叛逃第19个年头了。马先生会见平反后第一个前来采访的大陆记者时，万分感慨地说：苏武牧羊19年啊！先生长叹道：“叛国投敌罪？我直到现在才第一次听到我是什么罪名，想不到我这个满脑子音符的一介书生，竟有这样一顶大帽子。”
然而，马思聪的归乡之路却并非坦途。
先生的八妹马思琚曾在八十年代中期到有关部门去替马思聪咨询回国手续，对方告诉她：“需要马思聪先到中国驻美大使馆申请，再承认个错误”。马思琚说：“就这一下，我心里没底了，也没敢把这句话告诉他，我干嘛还要再伤他的心呢？”
先生没料到，“何日洗客袍？”竟成了他永远回答不了的问题。
1987年3月，中国一代音乐巨子马思聪在美国费城与世长辞，终年76岁。他终于未能再亲眼见到故国那片土地。
韩清，华夏文摘
這一篇文章勾起了我童年悲痛經歷的回憶，我怎能忘掉這筆血淚史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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