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是一起“扶人反被讹诈”的风波
据报道，浙江金华32岁的小伙子滕先生因扶骑电动车摔倒的曹先生，被路人指认撞人，并因曹先生报警被指为肇事者，从而卷入一起交通事故调查。最终，交警找到事发过程的监控视频，确认这是一起单方交通事故，曹先生的摔倒与滕先生无关。真相大白后，滕先生决定起诉曹先生及指责他的路人，“起诉并非为了赔偿，希望为自己讨个公道”。
一个见义勇为的良善公民，决定与相关当事人“法庭见”，借以维护自身权益，其实也是无可奈何之举。虽说交警及时认定了腾先生无责，还将联系相关部门将此事纳入征信系统，给予腾先生加分奖励;摔倒者的儿子也表示，都是误会，已向对方道歉并愿意赔偿，但这对于“憋了一肚子气”的滕先生而言还不够。他还有更多的法律诉求。
因为被指认为肇事者，腾先生“损失的打车费、误工费和拖车费，总共大概2000多元”，至于个人名誉和精神损害，则是无形的损失。根据《民法总则》，“因保护他人民事权益使自己受到损害的，由侵权人承担民事责任，受益人可以给予适当补偿”。
不仅如此，如果是故意敲诈勒索的话，根据危害程度不同，讹诈者应当承担刑事责任，或者依据《治安处罚条例》接受相应处罚。从民事侵权的角度看，讹诈者对他人名誉的侵害，还应承担赔偿损失、赔礼道歉、消除影响、恢复名誉的责任。
问题的关键是，该如何认定对方是“故意”讹诈。证明滕先生清白的是一家店面的监控视频，滕先生在民事诉讼中，所能倚仗的证据，也还是这段视频。但监控视频仅能证明两车没有相撞，却无从分辨对方是否存在故意讹诈的行为。
民事诉讼制度规定，根据证明对象的不同由双方当事人分担举证责任，通常适用“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在这种近乎“与虎谋皮”的情形下，当事人举证恐怕存在很大困难，最终的结果可能是对方只须象征性地给滕先生一点经济补偿。
面对这种尴尬的现状，立法应当做出调整。近年来，经由地方性立法，特别是民法总则“好人法”的确立，鼓励见义勇为、扶危济困，已成为新时代的立法精神，各地亦不乏积极案例。如今，针对讹人者成本过低、被讹者痛苦不堪的现象，立法理应有所突破。
就目前的民事诉讼制度而言，可实行举证责任倒置，即在这类由“被讹诈者”提起的侵权诉讼中，规定对方有“自证清白”的法律责任。比如，在这起“扶人反被讹诈”案中，被扶的一方应当证明，为什么认定对方是肇事者。实行举证责任倒置，能提高故意讹诈的难度，降低另一方的维权成本。
一个法治国家，见义勇为不应是勇敢者的游戏。起诉“讹诈者”，让司法证明清白;改进举证制度，让受害者轻松维权，法治的所有努力，指向一个更美好的公民国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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