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老畢的去職——仁者見仁智者見智（轉發博文）
终于有了一篇直面毕福剑事件的评论了《言论自由及其界限——谈毕福剑事件》
April 12, 2015
作者：张千帆，北大法学院教授，中国宪法学会副会长
关于私人谈话，隐私是毫无疑问的，公布在网上，无论对还是不对，都是不道德的，因为私人谈话是基于对朋友的信任，通常是要求朋友对等的尊重，在法律上也是受保护的。谈话的私密性对于一个社会的诚实也是非常重要的，如果我们要时刻提防“告密者”，那也会加剧社会的虚伪，讲的都会是假大空的话。这对社会的危害是 很大的。
言论自由要尊重， 比如毕福剑评毛泽东，他讲的可能对，也可能错，不管对还是错，只要不会造成严重的、可见的、清楚的现实后果，比如暴力活动，鼓动人冲击政府，或者挑逗种族殴斗，一般就不应该追究。网络上有人挺，有人骂，这也很正常，相关部门不宜介入。包括对于毛泽东个人的评价，也是可以的，网络上掀起轩然大波，好像领导和个人就应该出来管，其实没什么必要。
界限在哪？言论是否造成清楚、严重和马上就会发生的后果。不能基于遥远的猜想和想象给言论自由套上枷锁，而且，限制言论的后果是很严重的，比如在大跃进时期，鼓励人口政策，是否允许争论，正是由于不允许讨论，导致了一场大饥荒。如果说观点能够尽早得到讨论，可以使得问题越来越清晰。限制言论自由表面上带来了某些好处，不让有流言蜚语，事实上对国家造成的危害是很巨大的。我们在几十年的教训中看的很清楚。
政府在多元言论中应该扮演什么角色？自由的角色，因为各种不同的声音已经存在，政府是不可能把他统一起来的，政府无论站在正方还是反方，不可能将各方声音统一起来，通过命令不可能，相反，应该让各方交流讨论，各方的声音反而容易走向基本共识。靠行政命令很难统一起来，只有让各种声音自由碰撞。现在之所以出现一些比较偏激的声音，很大程度是因为我们没有认真对待历史上的重大悲剧，因为公众对事件的了解和认识都很有限，没太多讨论的空间。
比如，有些人去江青的墓祭奠，这是他们的自由，但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人挺江青呢，因为我们对文革的反思是不够的，没有让民众自由探讨这些问题，导致了社会思潮的分裂。如果我们能够清晰认识江青等在文革中的角色，恐怕也就没那么多人去祭奠。改变这种观念，只能通过自由讨论。
理性、宽容、多元声音的共存，现状离宪法第35条差距很远，基本上不允许讨论，政府站在某个立场上，会加剧意见的分裂，导致两级分化。因为我们不允许自由的摆事实、讲道理，走向共识。这是相当危险的。薄熙来就是一个例子，他有大量的粉丝，以红色后代自居，举的就是文革旗号，骗取很多人的信任，因为我们对过去的历史问题没有深刻的讨论和反思。
目前对于言论自由的问题并没有法律规制，完全是一个政治问题，而非法律问题，政治问题没有合理、明确的标准，我们不知道哪些问题可以讨论，哪些不可以，事实上，我们连界线在哪都不知道。
如何纳入法治范畴？执政党和政府对于言论自由要有高度认识，不应该对言论自由有什么恐惧，对于历史问题，应该有自由的讨论。社会之所以分裂，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真相不明，导致越走越极端，这是因为没有自由讨论的平台。在美国，宪法条款受到法院的积极实施，政府对言论限制，公民就会把规定拿到法院去撤销，这是很具体的一个保护机制。 加强宪法实施，通过某种机制得以贯彻。
言论就是口水仗，让不同声音流传，哪怕炒成一片，也不会有什么问题，如果有人从言论变成行动，政府就可以采取措施，但言论变成行动，是很遥远的，而且，言论吵架不仅不会造成行动，很可能会化解行动，真相明确了，大家就更容易形成共识，而且，言论也是发泄的渠道之一。言论可以发挥很多功能，其中之一就是解压阀，帮助人们发泄社会的怨气。
央视是国有企业和国家机构，在政治上保持一定的中立性，有一定政治纪律要求也可以理解，但这并不意味着它可以剥夺员工的基本言论自由。只要老毕不违背某些职业道德和规范，机构不宜对其进行处罚。如果是职务行为或者公众公开场合的言论，可以处理。改革开放30年了，与朋友一起吃饭时发发牢骚，这样的自由还是要有的，要不然就会回到文革时代，那时对领导说了不敬的话，哪怕是口误，后果会很严重。如果连这点自由都没有，历史恐怕就是退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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