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远哲：《专访郭于华：常识在今日中国变成异端》
人物简介：郭于华，女，清华大学社会学1990年于北京师范大学获得博士学位，2000~2001年于美国哈佛大学人类学系做博士后研究。主要研究领域为社会人类学、农村社会学研究、口述历史研究等。重点关注社会转型过程中的国家—社会关系、农民工权益保护、社会公正和公民社会建设等问题。著作有《受苦人的讲述：骥村历史与一种文明的逻辑》（2013年），《倾听底层》（2011年），《居住的政治：当代都市的业主维权和社区建设》（主编，2014年），《仪式与社会变迁》（主编，2000年），《死的困扰与生的执著——中国民间丧葬仪礼与传统生死观》（1992年）等。
【高压锅气阀长久不打开，不是更危险么？】
搜狐文化：为什么中国转型困难这么多？
郭于华：经济体制上从计划经济转向了市塲经济，但是政治体制、意识形态上并没有相应的转变，没有转变的原因是強权压制造成的巨大阻力。这必然导致了中国这个巨人的撕裂，一条腿往前迈了，而另一条腿却使劲往后撇。
搜狐文化：如何来启动转变的按钮？
郭于华：其实今天中国的很多问题，并不是大家不知道怎么办，不知道症结在哪里。关键在于掌权者不愿意放弃既得利益。非不能也，是不为也。此乃走还是不走的问题。
搜狐文化：放开之后会不会产生新的问题？像苏联解体之后的遗留问题依旧很多。
郭于华：一方面我们对于苏联解体的认识，主要来自于官方的宣传，到底苏联解体之后是不是就到了分崩离析，民不聊生？我觉得应该打个问号，应该有专业人士对这个问题做出说明解释，当然这也不是一家之言，是可以探讨的。另一方面，当前对于民主化道路的妖魔化是非常成功的，维稳的力量不光来自于体制，它也是一种思路，一种思维方式，深入人心。拾废品的老头都在说：“这个社会不能乱。”
搜狐文化：“社会不能乱”这个逻辑好像很有说服力。
郭于华：但是从学理上来讲，是不是一旦民主化社会就乱了，哪个民主化的国家比极权专制还要乱，要看有没有这样的先例。所有的问题不可能一下子都解决，但是至少先要释放出善意，有慢慢解决的希望，使中国社会走上一个比较良好的发展道路。没有人希望社会乱起来，乱起来肯定是老百姓最倒霉。所以现在中国应该破除这种妖魔化的东西。我概括了几点：一个就是社会恐惧症，社会恐惧症就是对于社会上包括公益组织在内的自组织都有恐惧。如果社会自组织能移健康良好发展的话，那么它对社会的发展是有莫大好处的，对社会比较字平稳温和的转型也是有很大好处的。
另一个需要破除的是“不稳定幻像”，就是把任何东西都当作不稳定因素。我们在2010年写过一篇关于社会稳定的报告，实际上就是批评这个高压维稳体制，任何社会中的动向都能被排查成不稳定因素，例如中学生对食堂伙食不满意、提出意见，也是不稳定因素。那这样就会形成一种幻像，总觉得社会只要放松就会乱，可是你不想想你的高压锅气阀长久不打开的话，不是更危险吗？
还有一点需要破除的是“中国特殊论”。我写过一篇文章，我们究竟有多特殊？特殊到什么程度，我们是人类的话，我们跟其他国家的人有本质性的区别吗？人都有一个对自由，对个人权利的基本追求。如果是人类就应该有免于匮乏，免于恐惧的自由。从这个角度来讲，没有说自由民主只适合于西方，而不适合于中国的。我觉得这个东西是一种错觉，这也是应该去破除的。
【个人要在行动过程中成为公民】
搜狐文化：如何行动呢？不可能一直是等待吧。
郭于华：这是等不来的，同时就涉及到一个很重要的问题：行动和意识是什么关系？因为按照现在的思路，等到具备了意识才会有行动。但是在实际行动社会学看来，会给行动一个非常重要的优先地位。按照社会结构的视角来看，个人都是处在社会结构框定之中当然会受到这个结构的制约。如果只看到这一点，作为行动者的个人就没有能动性，就是说结构给你多大空间，你才能做多少事，反过来讲没有空间你就什么也做不了。那样的话其实你就丧失了作为个人的最本质的东西，因为人是有思想、有行动能力的动物。所以好社会是等不来的，怎么能够拥有这种意识呢？其实可能是在行动的过程中意识慢慢形成的，意识和行动是一种互动、互构关系。
这个道理其实很简单，比如我今天遇到了一件事，我认为这件事不公平，这个时候我应该做什么？我是不是应该遵循作为人最正常的反应，受到侵害我就要主张我的权利，当然维护权利应该是在一个合法的渠道内来进行。实际上这样就已经在开始行动了，在行动的过程当中你才会想到，为什么我的权利受损？我被剝夺了权利，为什么我还不能主张权利，甚至发个声都不行？那我自然就会想到，因为我没有作为人的最基本权利，我没有公民的权利，进而会意识到，我为什么没有公民权利？我就会去想更多的问题。所以意识和行动应该是一个并进的过程，不能说哪个在先哪个在后。一定要在我什么都知道的情况下，既懂得公民社会的理论，也知道政治学的一些概念，我才能去行动。其实很多人就是在行动的过程当中成长为一个公民的。
搜狐文化：当前知识分子如何去选择呢？
郭于华：每个人肯定是不一样的，而且每个人都需要在一种特定的社会结构之中做出一个选择。你对自己何去何从需要有一个选择，我不是说放弃知识分子的责任，或者说为一些知识分子开脱。毕竟这都是发生在中国特有的政治体制之下。其实今天大家把“公知”这个词变成一个很负面的概念了。
【知识分子不能加入赞美大合唱之中】
搜狐文化：知识分子为什么会普遍地被污名化？
郭于华：首先要考虑“公知”的污名化是在什么样的制度环境当中发生的。1949年以来中国知识分子实际上是逐渐被消灭的，尤其是你想要发出一个声音的话。即使今天也一样，包括整个教育在内的学术都不是独立的，它是在行政权力的掌控之下的。在这种情况下知识分子的自主性、主体性、独立性就变成一件很艰难的事情。知识分子当然有责任，但是我们必须在大的制度框架下来思考这个问题。如果一代又一代的学人从年轻的时候就看到，如果顺着权力要求的那些走的话，就会名利双收，就会混得人五人六的，如鱼得水的；而如果想要坚持自己的独立性，说出事实的真相同时还要去挖掘背后的根源呈现给公众的话，那很可能就是一个非常糟糕的下塲。如果长久以往在如此背景下成长起来一代一代的学人的话，那发生什么结果就可想而知了。
但是知识分子不应该就此顺从了，还是要坚持一个学术独立的立塢，独立的精神。因为作为研究者，作为知识分子，你的工作，你的本职就是求真。我们暂且不说启蒙大众，因为所有的启蒙其实都是自我启蒙，自我觉醒，知识分子不能以一个启蒙者的身份去启蒙大众。
搜狐文化：以启蒙大众的心态去面对大众的那是布道吧。
郭于华：你也不是救世主，不能说你去启蒙大众，你自己其实都需要启蒙的。所以知识分子的工作是去求真的，你的工作不是要去赞美的。所以有很多人批评我们社会学看不到光明，总是去看社会的黑暗面。其实所有的进步，哪怕是一点一滴的进步、改善都能看得到，但是不必去赞美，因为乃份内之责。看到做得不够好的地方，要让这个社会一点一点变得越来越好，就像“啄木鸟”，看到树上有病虫要把它弄出来，而不是黄鹂鸟整天去吗赞歌唱得很好听。
揭示社会问题是我们的本职所在，我们不能加入到赞美的大合唱之中。已经有太多人在唱赞美大合唱。知识分子还有必要加入到大合唱之中吗？还是有很多事情可以去做的，当然不是以反对为目的，是以这个社会哦能够垂变得更好一点，大多数人能够生活得更好一点为目标。因为民众去追求幸福的、有尊严的生活不是最正当的要求吗？
搜狐文化：当前知识分子如何去达到独立性？
郭于华：其实我觉得这当中还是会有一些误区，我们在強调学术独立性、知识分子的人格独立时，我们常常只是更多強调其独立于权力，不能为权力唱赞歌，要坚持说出真相、见解、思想。另一方面也要独立于市塲，既不能依附权力，又不能完全依附于金钱，独立于金钱也不是那么容易的，因人总是希望活得好一点。这种选择虽然不能完全归结于个人，但是个人也不能由此而逃避自己应该承担的责任。当然作为个人也没有权力要求别人都要达到这样的独立性。
（未 完 待 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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