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汉俊：《屈原：一个值得仰望的文化高度》（二）
屈原的悲剧，在于他自身的不悟。他也许没有意识到，他的壮志难酬，除了有小人的嫉妒和陷害外，海层次的原因是国内阶级矛盾尖锐对立，而又缺乏一个强有力政治集团的统治。屈原所代表的士大夫阶层与君王之间的矛盾，是改革与守旧、民权与君权、维权与专制、分权与集权之间矛盾冲突的集中体现，是他的改革思想与君王权力意志之间、国家利益与统治集团利益之间矛盾冲突的深刻反映。而且这些矛盾在内外交困中迅速发酵激化、不断升级，使社会的分崩离析一触即发。外有强梁虎豹环伺，内有蚊蠹贪噬豪取，风雨飘摇的楚国大厦安有不倾覆的道理？屈原满腔热情地想挽狂澜于既倒，无疑要成为矛盾的一方——这是势单力薄的一个人与一个腐朽势力、利益集团的对峙，文弱书生想螳臂挡车，这是他的幼稚、天真与单纯。面对外腐内朽、苟延残喘的统治系统，屈原没有跳出专制权力的樊篱，没有号召民众摧毁专制统治的意识和力量。他不如70年后的农民陈胜、吳广那么勇敢无畏，不如楚国贵族后裔项羽那么气魄盖世，不如流氓无产者刘邦那么无所顾忌。这三拨人都是楚人后代，是他们前赴后继、共同奋斗，三年而灭素，应验了屈原同时代先知的预言“楚虽三户，亡秦必楚”。脱离政治系统，使他失去了权力，脱离广大民众使他失去了根基，屈原水抗争无异于自己抓起头发往上拔，即使拔光头发也无济于事。这是一种不彻底的反抗，但是，反抗总比不反抗好。
屈原的悲剧，还在于但文人式的愚忠。
怒也好，怨也罢，骂也好，哭也罢，屈原的忠君思想是不曾动摇的，他的死也证明了这一点。这源自他所上又的封建传统的教化和传统文化的熏染，源自他的的政治理想对专制统治的倚重和依附、对君王权力的效忠与臣服，源自他的政治品德和人格操守。有人言其为才所困、为情所感。那实在是看低了屈原。屈原的远见与胸怀是他的同僚们无可企及的，只是他有着书生的意气与弱点，崇文而不尚武，有宏韬而少谋略，没有革命的勇气与能力，没有振臂一呼而应者云集的号召力，没有敢说敢为、揭竿于阡陌之中的魄力，他把全部理想寄托在一个君王身上，一叶障目，看不到时代的趋势、朝代的更替、社会的规律、民众的力量，他的忠君思想显然具有浓厚的愚忠色彩，是一种文人式的抗争，是那个时代无可铣削的胎记。
屈原以身自洁、以死明志的精神可赞可叹，但一己之净并不能換得天下之洁。他的投江，无疑是投向黑暗、腐朽、窒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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