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友琴（2009—06—21）：不要忘记文革的本质
（续 前）这种处理方式的结果之一，是对受难者的遗忘。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女子中学副校长卞仲耘，是文革中在北京第一个被红卫兵活活打死的教育工作者。一九七八年她得到“平反”后，她的丈夫王晶尧要求相关部门发给家属的几百元钱在学校墙上镶一块牌子或者种一排树纪念她，被拒绝了。在二00四年发行的一部大型纪录片《八九点钟的太陽》里，当年这个学校的三名红卫兵接受制作人的采访出现在电影里，她们说了不少话，却没有一个人说一句对卞仲耘被红卫兵打死表示歉意，更不用说忏悔。
即便是在北京大学，文史哲研究的重镇之一，对自身的文革历史也没有多少记载或反思。我在调查中发现，在北京大学不到一千平方米的校园里，文革经历者不了解曾有多少人被害死，年轻的一代则更是什么都没有听说过。经过多年的调查寻访，我才渐渐找出了六十三名受难者的名字和他们的故事。这种遗忘，首先导致的是文革之罪被消解。司法上有“见尸立案”的说法，如果文革受难者的名字被遗忘，自然也就不可能立案审判文革之罪。
【近几年文革正在被“平反”】
一位社会学教授曾经向我指出，文革后的社会转变不可以太快，因为社会变化就像一列火车，太快的变速和转向会导致出轨。所以，对于文革罪行的审判，当时不能操之过急。
这是有道理的。现在的人不知道，在一九七九年前后给文革中大量受难者/受害者平反时，曾经遭受重重阻碍难以实现，因为那些在文革中害人的人依然握有权力而且不愿改变思想。让“非文革化”缓慢发生，是实现“非文革化”的方法之一。
然而，实用性的解决方式和权宜之计，和对历史真相的认识与评判不能混为一谈。尤其是在文革结束三十年之后（2009～1976年，相距33年），已经找不到理由故意不说明文革的实质和作出道义上的审判，因为必要的社会转变已经完成，对文革之罪的不彻底审判的负面后果却正在越来越強烈地表现出来。
最近几年来，虽然越来越多的人敢于说出批评文革的话，主动向“文革受难者纪念园”网站投稿，见证亲友同事邻居遭受的惨剧。但非常不幸的是，否认文革之罪的趋势也在快速发展，甚至可以说，文革正在一年一年被“平反”。
美国杜克大学有一份杂志《Positions》（阵地），二00五年的冬季号是文革专刊，其主要文章题为《文化革命：最后的革命？》，作者是个名叫Alain Badio（阿兰.巴迪欧）的人，法国的哲学教授，据说他在世界思想领域中有一席之地。他在这篇长达34页的文章中对文革推崇备至，一再把文革和法国大革命、巴黎公社以及一九六八年的法国学生运动相提并论。还好，作者没敢把斯大林的古拉格群岛也拉来一起赞美。因为古拉格的罪行已经被相当充分地揭露了，一百三十万受难者的名字公布在光盘上发行。阿兰.巴迪欧的文章谈文革，“十六条”，红卫兵，工人造反派，夺权，武汉事件，工宣队进驻学校……如数家珍，俨然对文革历史十分諳熟的样子。但是他不提红卫兵打死老师和“牛鬼蛇神”，不提“清理阶级队伍运动
”中遍布全国的“牛棚”和大批人员死亡。因而，也就不会把文革跟希特勒的大屠杀和斯大林的大恐怖归为一类，尽管文革对人民的迫害和杀戮已超过了斯大林。这位作者在对历史无知的基础上建立起他的荒唐哲学论断。
不久前，我在美国芝加哥的讨论会上碰到自称是
“托洛茨基主义者”的美国人向我发问。他们反对谴责文革之罪，说那是个“学习曲线”，意思是革命就像一般的学习过程一样要走弯路的。他们持先入为主的立塲和观点，不太愿意倾听别人描述事实，不过还是答应会议之后，会阅读我写的英文版《学生打老师：一九六六年的革命》。
【文革干将聂元梓、徐景贤无一句道歉】
外国人对文革历史事实的不了解也许不足为奇，中国人对文革历史的不真实描述则应该出自别的原因。二00四年在香港出版了北京大学文化大革命委员会主任聂元梓和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副主任徐景贤的文革回忆录，两本书都长达数百页，但是都没有写北京大学和上海发生的大规模迫害和巨大的死亡人数——分别为六十三人和一万一千五百一十人，更没有赔罪道歉之意。这在曾经充当文革驱动力量的人士的回忆录中相当有代表性。
不是要他们也被红卫兵也用铜头皮带抽打，不是要他们也被拉到“斗争大会”上挂黑牌、低头弯腰作“喷气式”，不是要他们也被囚禁在“牛棚”中或者跪在MZD像前“请罪”，不是要他们也来经历一次上吊投河服毒卧轨……人们等待了三十年，只是希望那些人说一声“对不起”或者“我道歉”。但是他们没有说。
和外国人不同，中国的文革执权柄者怎能否认文革之罪呢？文革期间的暴力加害和杀戮，大多数是完全公开进行的，知道而不认为是罪，只是显示了法律和道德原则上的问题。不把血淋淋的杀人和残酷折磨看你是犯法行为，当红卫兵大量杀人的事实已昭然若揭之后，不予道歉还继续以“太陽”自诩，只能意味着不少人还坚持文革的思想和原则。明知其罪而不责，内含的信息暗示着“可以这样再来一次”的误导。
文革是罪，或者文革不是罪？这个问题在文革结束三十年后浮现在地表之上。至今仍不得不争论这样基本的问题，实在令人遗憾和值得深思。
在汉字里，“罪”字的写法原来并非如此。两千多年前的罪字是“自”字下面加一个“辛”字即“辠”。赢政认为辠字和他的新称号始皇帝的“皇”字形状相近，遂下令把这个字改成“罪”字。他以巨大的权力焚书坑儒，改动文字却没有改变字义，字典中“罪”的意义仍是“犯法”。两千多年后到了MZD掌权，自称是“马克思加秦始皇”，是“和尚打伞，无法无天”，他连“罪”的定义都改变了。在MZD逝世三十几年后，讨论文革之罪，意义其实超过了讨论的本身。这样一来，可以帮助厘清什么是法、什么是罪，怎样才能阻止和控制那种大规模的、由最高统治者犯下的大罪。希望这样的讨论，能帮助中国人避免再次沦为受难者/受害者。
（王友琴，女，Youqin Wang，汉族，1952年出生，1968年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实验中学。曾作为知青下放云南，在长达6年的时间里过着盐水下飯的生活，在原始森林里开荒。1979年，以全国高考文科状元的成绩考入北京大学中文系。1988年获得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博士学位。1988年赴美，曾在斯坦福大学教中文。现为美国芝加哥大学东亚语言与文化系高级讲师。）
http://bbs.yilongnews.com//mobcent//app/data/phiz/default/23.pnghttp://bbs.yilongnews.com//mobcent//app/data/phiz/default/23.png
有人说，卞仲耘副校长被学生红卫兵活活打死，宋彬彬（在天安门城楼上，宋彬彬把自己佩戴的“红卫兵”袖章给了MZD，MZD询问她的名字，觉得“彬彬”二字不好，说：“要武嘛”。宋彬彬遂改名为宋要武）有关，但宋彬彬一直予以否认。
往事不堪回首。
不应该忘记！
点赞。 民民 发表于 2017-5-22 07:21 static/image/common/back.gif
点赞。
文化大革命其实是“大革文化命”，十年间数以百万计的人被迫害致死，很多文物古迹被毁，中国人的信仰被彻底摧毁……文革对中国的损害，远远超过了日本的侵华战争。
页: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