夹 边 沟 （来自朋友微信圈的好文章）（二）
1960年9月，夹边沟农场除了三四百名老弱病残之外，悉数迁往高台县的明水农场。这里的条件比夹边沟更为恶劣。右派们开始大面积出现浮肿。一位存活的右派回忆道：“他们在死前要浮肿，浮肿消下去几天再肿起来，生命就要结束了。这时候的人脸肿得像个大南瓜，上眼泡和下眼泡肿得如同兰州人冬天吃的软儿梨，里边包着一包水。眼睛睁不大，就像刀片划了一道口子那么细的缝隙。他们走路时仰着脸，因为眼睛的视线窄得看不清路了，把头抬高一只才能看得远。他们摇晃着身体走路，每迈一步需要停顿几秒钟用以积蓄力量保持平衡，再把另一只脚迈出去。他们的嘴肿得往两边咧着，就像是咧着嘴笑。他们的头发都竖了起来。嗓音变了，说话时发出尖尖的如同小狗叫的声音，嗷嗷嗷的。”
由于右派死亡太多，而且渐渐地连掩埋死者的右派都很难找到了，他们再也没有足够的力气了，因此，对死者的掩埋越来越草率，大都是用肮脏的破被子裹一裹，拉到附近的沙包里，简单地用沙子盖一下了事。当时的右派们形象地称之为“钻沙包”。1960年的冬天，在明水农场的夹边沟右派们进入了生命的绝境，最为骇人听闻的一幕出现了：活人吃死人。“钻沙包”的死者都是餓死的，身上皮包骨头，于是，他们的胸腔经常被划开，内脏被取出……
这些“钻沙包”的死者都有亲人啊。古时唐诗有这样凄美的名句：“可怜无定河边骨，犹是深闺梦里人”，其悲情非常动人，但现在这些死去的右派甚至不敢企望得此享受！首先，“无定河边骨”生前不管怎样侄也是为国捐躯的战士；而自己却已沦为“不齿于人类的狗屎堆”，是“人民”的敌人（右派分子的全称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完全不可同日而语。还有，自己会是千里之外的“深闺梦里人”吗！真不敢有太多的想象。君不闻，“一张大被不可能盖上两个阶级”，许多亲人在高压之下大义灭亲划清界限还唯恐来之不及。不过也有例外。杨显惠书中有一位不懂政治不理会政治的上海女人，从遥远的上海赶到夹边沟时，活着的丈夫已经消失了。泪水已干的这位女人非常坚强，抱着对丈夫的一腔忠贞，终于找到连屁股上一点点肉都已不知被谁吃去、干巴得如同剝去了树皮的树干似的丈夫的躯体。这位女人还是“幸运”的，她毕竟将她丈夫的遗骨带回了上海；这位右派丈夫也是“幸运”的，他毕竟圆了生前的唯一的心愿……
自从杨显惠的夹边沟系列问世以来，人们对那个几乎被历史风尘淹没的惨剧投入了莫大的关注。近年来，有关“夹边沟事件”又撰写了或出版了几部书。如赵旭的《风雪夹边沟》（作家出版社，2002年12月）、钟政的《血泪惊魂夹边沟》（待出版）、邢同义的《恍若隔世？回眸夹边沟》（兰州大学出版社，2004年10月）、白天（和凤鸣）的《经历：我的一九五七》（敦煌文艺出版社，2006年2月），等等。这些作品，有些更紧贴史实，更具有史料价值。如《恍若隔世？回眸夹边沟》，是作者历时数载走访了当时夹边沟等农场劳教右派中的健在者，查阅了有关的历史档案，掌握了大量翔实可靠的第一手资料，又用了一年半写成的心血之作。有些就是作者本人的亲身经历。如和凤鸣的《经历：我的一九五七》，作者及其丈人王景超在1957年“反右派运动”中双双被划为右派分子（王景超并被定为极右分子），一下坠入黑暗的深渊，成为阶级敌人，都被发配到农场劳动改造。在紧接着到来的1960年大飢荒中，作者总算死里逃生，但她的丈夫却活活餓死在夹边沟劳教农场里。又如写《血泪惊魂夹边沟》的钟的，是夹边沟的幸存者。他原名提中正，因为和JiangZhongzheng重名犯忌而改，打成右派前是甘肃人民广播电台的播音员、记者，今年年近八十了，但血泪惊魂，历历在目。
去年6月28日，上海作家协会为《恍若隔世？回眸夹边沟》开了一个研讨会，由上海作家协会副主席、《上海文学》杂志社社长赵丽宏主持。赵丽宏指出，《恍若隔世？回眸夹边沟》体现了一位有良知的知识分子的历史责任感和勇气。《上海文学》之所以从当年发表杨显惠的夹边沟系到，到现在为远在甘肃的作家开这次研讨会，一直关注夹边沟那段惨痛历史，目的也在于希望后人不要忘记不要忽略我们民族曾经有过的那段傷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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